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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甚至不怕别人说自己是异端。约翰·洛克在《教育漫话》中说，儿童身上也有坏品质，例如，他们爱好权力和控制，这是大多数日常的、自然的、邪恶习惯的根源。

然而，李贽在赞美童心的时候，严重地忽略了成心。他的内心世界复杂而又矛盾。人类的精神成长，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：情随事迁，学随年进，人们的童心最终被成心遮蔽甚至汩没。真理只属于此时此刻，因而，人世间压根儿就不存在稳定而普遍的真理。一切的完美，只在开端。

作为一种巨大的内在力量和绝对的标准，童心不仅决定着一个人的精神品质，也是判断真心和真人的唯一尺度。（《孟轲》，《藏书》卷三二）这等于将儒家元典中的思想，都当作死语，而将孟子光大儒学的伟绩，定性为害道。功成求得矣，终不知反廉愧之节，仁义之厚。

[68]志是内在的意向、感情，节是外在的仪节，两者分别对应礼制中的质和文。在处理前朝的关系上，新的朝代称王，拥有整个天下。法正之道，正本而末应，正内而外应，动作举错，靡不变化随从，可谓法正也。其次是母子关系，更确切的来说是母以子贵的问题。

然而孔说无法解释《公羊传》外灾不书的说法，所以我们不取孔说。方今水德之始，改年始，朝贺皆自十月朔。

同时像文质法天地阴阳一样，三教也有所取法，《白虎通》云：教所以三何？法天地人，内忠，外敬，文饰之，故三而备也。其一则承前代之敝而不可不有以救之，此则文质之说也。而殷周为王者之后，绌夏改号禹谓之帝，录其后以小国，故曰绌夏存周，以《春秋》当新王。[24]《白虎通》云：正朔有三何本？天有三统，谓三微之月也。

）然而按照董仲舒的意思，王鲁本是假托，又仅仅由内外之辞体现，在《春秋》中周天子依旧是王者，王鲁与时王并不矛盾。在公羊家看来，孔子改制为后王制法，之所以提及舜、夏、殷、周四朝，是为了集群代之美事。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，是以禹继舜，舜继尧，三圣相受而守一道，亡救弊之政也，故不言其所损益也。成者，本末质文皆以具矣……由此观之，正朔、服色之改，受命应天。

亲白统，故日分夜半，夜半朝正。段熙仲先生甚至认为，公羊学中的改制思想，实际上是针对秦朝的发愤之言。

三而复亦可以追述到孔子。这个矛盾，在四而复的系统中就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，《春秋》虽然是质家，但是与商夏之法比起来，还是偏文的。

在改制理论的阐释史上，董仲舒无疑是最重要的关节。（详见《国学概论》，第98页）我们认为亲、故、绌是一个整体，董仲舒不仅有亲周故宋绌杞之说，还有亲夏故虞绌唐、亲殷故夏绌虞之说，都与改制中的三王五帝之说相合，讲的都是天命转移的问题。但是文质层面的改制本为继乱世而设，三代以下的王朝都有所偏。质家的方位是对坐而食，丧礼别葬，昭穆别位。《表记》认为虞帝之法是后世王者弗可及的，据此而言董子商夏文质四而复的思想，段熙仲先生云：古质而今文，孔子叹虞帝之不可及，固可与《春秋》改文从质之说合。更作乐于终，所以见天功也。

[42]四而复中的商、夏并不是具体的朝代之名，而是与文、质一样，都是制度之名。明受之于天，不受之于人，所以变易民心，革其耳目，以助化也。

）[89]《春秋繁露义证》，第200页。夏人之王教以忠，其失野，救野之失莫如敬。

王者受命而王，制此月以应变，故作科以奉天地，故谓之王正月也。苏舆等人将董仲舒与改制思想剥离，也是武断的。

[82]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，第369-370页。而《春秋繁露》中的《三代改制质文》一篇，则详细的论述了改制的内容。何以为一？曰：周爵五等，《春秋》三等。上述三种不同的看法都有不合理之处。

）徐先生也谈到了孔子将新王之法存于《春秋》之中，但是《春秋》当新王与孔子自王是不一样的。托王于鲁，非以鲁为王，夫子以匹夫行褒贬之权，不可无以藉，故托鲁为王，以进退当世士大夫，正以载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

[13]《春秋繁露义证》，第15-23页。外灾不书，此何以书？新周也。

即如隐、桓，不过讬为王者之远祖，定、哀为王者之考妣，齐、宋但为大国之譬，邾娄、滕、薛亦不过为小国先朝之影。其次，董仲舒认为《春秋》也有实质性的礼制改革，即《春秋》以质道救周的文弊。

具体来说，就是封前两朝的后人为大国，在其封国境内推行本来的正朔和制度，供王者取法，尊而不臣。下存禹之后于杞，存汤之后于宋，以方百里，爵号公。所谓的赦，是在行刑时，国君出于亲情而下赦免之令，然而有司仍旧依法而行。主地法文而王，其道进阴，尊尊而多礼文。

其民之敝，荡而不静，胜而无耻。[21]《春秋》在鲁隐公元年书写了王正月三字，从文字表面上看，仅仅是时间的记录，没有改正朔的意思[22]。

故王者有改制之名，亡变道之实。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：亲亲也，尊尊也，长长也，男女有别，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。

新王朝兴起，也依据文质循环的顺序进行改制除弊，然而矫枉过正，也会有新的弊端，这就是董仲舒所言的文质再而复。虽然汉之承秦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[83]，然而汉代很多儒者却对秦朝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评。